深夜两点，林薇盯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光标，word 文档里 “工作报告” 四个字孤零零地躺在页首。这已经是她坐在书桌前的第三个小时，桌面上摊着的笔记本写满了待办事项，可鼠标却总不自觉地滑向浏览器，短视频的声音、购物软件的推送、甚至窗外偶尔掠过的车灯，都能轻易将她的注意力从工作上拽走。
她用力掐了掐自己的手心，焦虑像潮水般涌上来。“又在浪费时间！” 脑海里的声音不断指责，可身体却像被按了暂停键，无论如何都没法集中精力推进工作。这样的场景，从学生时代起就反复上演 —— 上课走神被老师点名，作业拖到凌晨才动笔，考试前抱着书本却一个字也记不住。成年后，她把这一切归咎于 “懒”“拖延”“没毅力”，直到 28 岁那年，一张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的诊断书，才让她意识到，自己并非 “品行不佳”，而是被一种长期被忽视的神经发育障碍困住了。
ADHD，这个常被与 “调皮孩子” 画上等号的病症，其实并非儿童专属。《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 版）》明确指出，30%-50% 的 ADHD 患儿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我国成人 ADHD 患病率约为 3%，保守估计患者数量超 2000 万。这意味着，每 30 个成年人中，就可能有 1 人正经历着注意力涣散、冲动失控、执行功能受损的困扰，却常常被误解为 “性格问题”。
在日本，ADHD 有个形象的别称 ——“大雄 – 胖虎综合征”，《哆啦 A 梦》里散漫拖延的大雄，对应着 ADHD 的 “注意缺陷” 症状，而冲动易怒的胖虎，则代表着 “多动冲动” 类型。林薇觉得自己更像 “大雄”，生活里满是 “失控瞬间”：早上刷牙时，看到台面上的护肤品，突然想起要整理化妆台，结果整理到一半又被脏衣服吸引，最后站在衣柜前发呆，忘了自己原本要做什么；出门前明明把钥匙放在玄关，可换鞋时又顺手把钥匙揣进了口袋，下楼后翻遍包也找不到，只能折返回家；工作中，领导交代的任务记了好几遍，转头就忘了关键细节，只能反复去确认，被同事调侃 “记性比鱼还差”。
“对普通人来说，‘拿一件外套’是简单的单一任务，但对 ADHD 群体而言，过程中会不断被各种信息干扰。” 复旦大学心理系副教授李晓茹解释道，就像走在一条满是岔路的街上，每一个岔路口都有新的诱惑，等反应过来时，早已偏离了最初的方向。这种 “注意力碎片化”，让 ADHD 患者的生活充满了混乱与挫败 —— 明明想好好完成工作，却在各种琐事中浪费了时间；明明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却连第一步都难以迈出；明明知道拖延会带来麻烦，却始终无法摆脱 “明日复明日” 的循环。
更让他们痛苦的是，这些症状往往被贴上 “不努力”“没责任心” 的标签。26 岁的程序员陈默，因为总是忘记提交代码、漏掉项目细节，多次被领导批评 “态度不端正”。他试图向同事解释自己 “不是故意的”，可换来的却是一句 “别找借口，谁没点压力，怎么就你特殊”。久而久之，陈默开始自我怀疑，觉得自己 “真的很没用”，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最难受的不是完不成任务，而是所有人都觉得你在偷懒，连你自己都快相信了。” 陈默的声音里满是无奈。
与儿童 ADHD 患者 “坐不住、爱捣乱” 的明显症状不同，成年人的 ADHD 症状更隐蔽，也更难被识别。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 “多动” 行为会逐渐减少，转为内在的不安 —— 坐在椅子上时会不自觉地抖腿、转笔，脑子里的想法像走马灯一样停不下来；“执行功能障碍” 则愈发突出，难以组织安排工作和生活，在处理复杂任务时缺乏计划和条理。更棘手的是，成人 ADHD 常常与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疾病 “共病”，进一步掩盖了核心症状，导致漏诊和误诊。
32 岁的张婷，曾因长期失眠、情绪低落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 “抑郁症”。服用了半年抗抑郁药物后，情绪有所缓解，但注意力不集中、拖延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善。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成人 ADHD 的科普内容，才发现自己的很多症状都能对上。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精神科医院重新检查，最终被确诊为 “成人 ADHD 合并抑郁障碍”。“之前一直以为是抑郁让我没精神做事，没想到根源是 ADHD。” 张婷说，确诊的那一刻，她既委屈又释然 —— 委屈的是，自己被误解了这么久；释然的是，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然而，对成人 ADHD 患者来说，确诊只是第一步，治疗之路同样充满挑战。我国成人 ADHD 的诊断体系起步较晚，专病门诊数量有限，很多患者只能在儿童精神科或儿童多动症门诊就诊。29 岁的教师周凯，第一次去医院时，看到候诊区全是带着孩子的家长，瞬间觉得 “很尴尬”。“护士问我是带孩子来看病吗，我说我自己看，她愣了一下才给我挂号。” 周凯说，整个就诊过程中，他都坐立难安，生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用药方面，成人 ADHD 患者的选择也相对有限。目前我国获批用于成人 ADHD 治疗的药物，主要是长效哌甲酯缓释制剂（商品名 “专注达”），这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能有效提升注意力、改善执行功能，但属于国家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潜在成瘾性，需凭专业医师开具的红色处方购买，且临床用药时会严格控制剂量。2025 年 9 月，国产首款盐酸哌甲酯缓释片仿制药上市，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但药物的副作用（如食欲降低、心率升高）和复杂的开药流程，仍让不少患者望而却步。
“第一次吃药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活过来’了。” 周凯回忆道，服药后半小时，他原本混乱的思绪突然变得清晰，备课的时候能专注地看资料，不会再被无关的想法打断，“那种能掌控自己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过”。但同时，他也出现了食欲下降的情况，中午几乎吃不下饭，晚上还会失眠。“医生说副作用会逐渐适应，让我再观察看看。” 周凯说，他现在会根据工作安排调整用药，有重要课时就吃一粒，周末休息时就不吃，“既想靠药物改善状态，又怕产生依赖，总是在矛盾中纠结”。
除了医疗层面的挑战，社会对成人 ADHD 的认知不足，更让患者们承受着巨大的 “病耻感”。何品（化名）曾在同事聚餐时提起自己确诊 ADHD 的事，没想到大家都笑了，有人还开玩笑说：“原来你这么‘调皮’，怪不得总忘事。” 那一刻，何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觉得 ADHD 是小孩子的毛病，很滑稽，根本不了解这种病带来的痛苦。” 何品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跟别人提起过自己的病情。
这种误解，让很多成人 ADHD 患者陷入了 “自我否定” 的怪圈。他们努力想符合社会对 “优秀成年人” 的期待 —— 高效、自律、有条理，却一次次因为症状失败，最终觉得自己 “一无是处”。但事实上，ADHD 并非全是 “缺点”，很多患者拥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思维敏捷，常常能提出别出心裁的想法；他们精力充沛，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能爆发出惊人的专注力；他们富有创造力，擅长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就像《分心不是我的错》一书中所说：“这些被贴上‘失调’标签的思维特点，其实都是天赋。”
如今，越来越多的成人 ADHD 患者开始尝试与自己的 “特质” 和解。林薇在社交平台上加入了 ADHD 患者互助群，和大家一起分享应对症状的方法 —— 有人会用 “番茄工作法” 拆解任务，有人会用彩色标签整理文件，有人会找 “监督伙伴” 一起打卡。她还买了一个日程本，把每天的待办事项写得清清楚楚，完成一项就打一个勾，“虽然偶尔还是会拖延，但看到本子上的勾越来越多，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张婷则开始练习正念冥想，每天睡前花 10 分钟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帮助平复混乱的思绪。“以前脑子里像有无数个小喇叭在吵架，现在慢慢能静下心来了。” 她说，虽然 ADHD 还会给生活带来麻烦，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我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明白进步不需要和别人比，只要比昨天的自己好一点，就够了”。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陆峥表示，成人 ADHD 的治疗需要 “药物 + 心理干预 + 社会支持” 相结合。除了药物治疗，注意力训练、行为疗法、家庭支持等都能帮助患者改善症状。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给予这个群体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打破 “ADHD 只是孩子的病”“不自律就是没毅力” 的刻板印象，为他们创造更友好的环境 —— 比如工作中提供弹性的任务安排，学习中给予更灵活的考核方式，让他们不必再为自己的 “不同” 而感到自卑。
“ADHD 不是我的缺点，只是我的一部分。” 林薇在日记里写道，“我或许没办法像别人一样高效、自律，但我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慢慢走好每一步。” 对千万成人 ADHD 患者而言，确诊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找到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起点。而对整个社会来说，理解和接纳这个群体，才是真正的进步 —— 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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