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8 日，王健林因 1.86 亿元执行标的被限制高消费的消息登上热搜，昔日首富不得乘坐飞机头等舱、入住星级酒店的传闻引发市场震动；24 小时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限高提示悄然消失，这位万达掌舵人重获 “消费自由”。这场短暂的 “限高惊魂” 看似以 “执行信息不对称” 的解释画上句号，但爱企查 App 显示的 52.63 亿元待执行标的，以及万达商管账面 133 亿元现金与 662 亿元短期债务的巨大缺口，都在昭示：这绝非一场虚惊，而是万达债务危机的又一次集中爆发。
一日反转的限高风波：冰山一角的债务信号
这场戏剧性的限高反转，源于一笔看似不起眼的 1.86 亿元债务。公开信息显示，该案件始于 7 月 16 日，兰州中院将万达集团、万达地产集团等四家关联公司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 1.86 亿元，因相关资产流拍，王健林作为法定代表人被依法采取限高措施。面对舆论哗然，万达内部人士将其归因于 “下属项目公司纠纷” 和 “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并强调双方一直在协商解决。
尽管限高令一日即解，但市场更关注其背后的深层警示。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指出，每一次股权冻结或限高措施，几乎都对应着一笔到期未清偿的债务，万达此次风波本质是债务压力的外溢表现。事实上，这并非万达系年内首次陷入限高困境，今年 7 月，万达商管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春远就曾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被限制高消费，暴露了集团层面的债务传导风险。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笔 1.86 亿元的案件仅是万达债务冰山的一角。截至 9 月底，万达集团已有 10 条被执行人信息，累计被执行金额达 52.63 亿元，涉及北京、上海、成渝三家专业金融法院审理的多起案件，申请执行人包括中国银行、上海国际信托等多家金融机构。这些案件集中在金融法院审理的特点，凸显了纠纷的金融属性与复杂性，暗示万达的债务问题已从项目层面蔓延至核心金融领域。
资产抛售潮：核心版图的瓦解与造血能力的枯竭
为填补不断扩大的资金缺口，王健林自 2023 年起开启了史上最密集的资产抛售，昔日引以为傲的核心版图正逐步瓦解。这场 “卖卖卖” 运动已从非核心资产蔓延至绝对核心的万达广场，从上市公司平台延伸至金融战略支点。
在上市公司层面，万达系仅剩的两大资本平台已相继 “易主”。2023 至 2024 年间，万达电影历经多次股权转让，最终由中国儒意间接掌控实控权；2025 年 4 月，同程旅行以 24.9 亿元收购万达酒管 100% 股权，而该资产贡献了万达酒店发展 2024 年 90% 的营收，意味着万达酒店发展已沦为 “空壳” 平台。今年 7 月，中国儒意再以 2.4 亿元拿下万达系快钱金融 30% 股权，进一步剥离金融资产。
作为万达 “压舱石” 的万达广场，如今也成了高频抛售标的。2023 至 2024 年，万达累计出售超 30 座万达广场；2025 年前 5 个月，又有 7 座广场易主；5 月，由太盟、腾讯等组成的联合体更是获批收购 48 座万达广场，覆盖全国 39 个城市。但资产抛售并未带来预期的资金回流，反而陷入 “卖资产 — 减收入 — 更缺钱” 的恶性循环：万达广场作为租金收入核心来源，每出售一座就意味着稳定现金流的流失，导致 2025 年上半年万达租金增速不足 5%，远低于 10% 的债务利息率。
金融板块的收缩同样剧烈。9 月初，北京金融法院冻结了万达集团持有的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85.62 亿元股权、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8.4 亿元股权，冻结期限均为三年。这两家公司分别承载着万达的金融科技布局和消费信贷业务，冻结股权占注册资本比例均超 80%，不仅削弱了万达对金融板块的控制权，更阻断了其通过金融业务盘活资金的可能。
600 亿战投未救局：控制权旁落与流动性的致命缺口
2024 年 3 月引入的 600 亿元中东战投，曾被视为万达的 “救命钱”，但如今看来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根据协议，太盟、阿布扎比投资局等 5 家机构联合向珠海万达商管母公司大连新达盟投资 600 亿元，合计持股 60%，王健林自此失去对核心资产珠海万达商管的绝对控制权。
这笔巨额资金并未填补债务黑洞。截至 2025 年三季度，万达商管短期债务激增至 662 亿元，账面货币资金仅 133 亿元，流动性缺口高达 529 亿元，相当于每天要填补 1.5 亿元资金漏洞。更严峻的是，其 1375.61 亿元有息负债每年产生的利息超 130 亿元，而 2024 年万达商管管理费收入仅 20 亿元，连利息都无法覆盖，陷入 “以债养债” 的死亡螺旋。
雪上加霜的是，昔日合作伙伴已纷纷转为 “追债人”。融创要求支付 95 亿元回购款，永辉超市追讨 36 亿元股权转让尾款，ST 易购提起 50.4 亿元仲裁，三起案件均进入财产保全阶段，导致万达系股权被轮番查封。叠加 2016 年港股退市时签订的对赌协议遗留问题，仅苏宁一家的追偿金额就达 50 亿元，永辉的诉求达 39 亿元，合计 89 亿元的债务进一步挤压着万达的生存空间。
更致命的风险潜伏在上市对赌条款中。尽管新引入的中东战投取消了上市对赌，但万达商管若在 2025 年底前未能实现上市，中东资本 440 亿元的回购条款将触发，而王健林质押的 98% 个人股权可能因此清零，彻底丧失对万达的最后控制权。这意味着，王健林不仅要应对眼前的债务压力，更要与时间赛跑，在年底前完成上市冲刺，否则将面临 “出局” 结局。
结语：虚惊之后的真实困境
限高令的取消或许让王健林暂时重获出行自由，但万达的债务危机远未落幕。52 亿元待执行标的、529 亿元流动性缺口、130 亿元年利息压力，以及年底到期的上市大限，共同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压力网。从出售万达广场到让渡核心公司控制权，王健林已用尽了常规解法，却仍未能阻止危机蔓延。
这场持续两年的债务攻坚战，本质是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期的必然结果，万达的困境折射出传统房企高杠杆模式的崩塌。对于王健林而言，限高一日游只是债务风暴中的一朵浪花，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在资产缩水、现金流枯竭、控制权旁落的多重挤压下，为万达找到一条可持续的生存路径。若无法在短期内打破流动性困局，下一次或许就不是限高令的短暂惊扰，而是更彻底的体系性崩塌。
发表回复